在此过程中，第三等级突破三级会议的制度框架，独立召开国民大会，明确宣称第三等级是人民的代表。

基本权利的客观法属性使国家机关负有保护公民人权不受第三方侵害的义务，而基本权利的间接第三人效力则是司法机关履行这一义务的表现。[12]关于宪法上的权利，英美学者称人权，德国学者称基本权，日本学者称基本人权，我国学者通常使用基本权利概念，目前部分学者开始尝试采用宪法权利的概念。

参见[德]迪特尔？施瓦布：《民法导论》，郑冲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60-61页。[56]张文显：《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90页。（4）人格利益权利化并非承认人的可支配性。宪法人格权实际上就是基本权利的应有内容，因此，对宪法人格权的定位涉及对基本权利的理解。【中文关键字】人格权。

[22]民法人格权和宪法人格权不存在互相转化的关系，民法人格权不会为取得宪法权利的最高效力而上升为宪法权利，宪法人格权也不会为可以直接适用于私法领域而转化为民法权利，二者在各自的法律体系内部独立运行，宪法人格权不是对民法人格权的升华，民法人格权亦非对宪法人格权的具体化。[40]参见王伟国：《齐玉苓案批复之死——从该批复被忽视的解读文本谈起》，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9年第3期。例如，在中国宪法中因公共利益需要限制个体权益具有天然的正当性。

解释者的任务是向我们说明他所认识的法律是什么。四、集体至上的权力结构 权力的本质是指一种公共资源，通过这种公共资源的合理运用，使得每个人的权利都得到更好的保障。在中国宪法学界，学者大多认为权利是宪法赋予公民等宪法主体作为或者不作为某种行为的自由。而所谓宪法的品格是指特定国别宪法在其生发、运作与发展过程中，基于其自身的文化背景、政治实践与现实问题而产生的个性与品质。

国家主权是集体人权的最高表现，是其他各项权利实现的前提。中国宪法不仅设定了一个公共的善——国家富强，而且将其置于个人自由之上。

可喜的是，经过这些年来宪法学方法论的论战，这一问题已有共识。从宪法实施的实际状况而言，现行宪法的实施过多地强调了集体的优越地位，而没有充分将个人利益的实现纳入集体利益的维护之中。〔文章来源〕《法律科学》2017年第1期。个人利益的增进就是公共利益的增进，不存在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冲突。

集体主义品格的核心内涵即共同体优于个人的价值原则。古代生产效率低下，一户家庭需要耕种十亩以上的土地才能够勉强维持生计，同时，播种和收获时候农务极为繁重，每个人都是劳动力，要承担一定的劳动任务。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自发生长起来的文化，它的集体主义价值倾向根植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深处，并以一种润物细无声地方式影响着中国人。在解读中国宪法的方法上，应当充分意识到中国宪法立足于中国文化和中国的现实需要，有着自己的独特品格，而非对西方宪法的简单复制。

它们也不是基于自然法、原始自治或社会契约的权利。现代宪法是西方政治法律文化的产物，传入中国以后必然要与中国的文化相融合以后，才能真正扎根下来。

在传统中国，以家庭为生产单位、以村落为生活共同体和以国家为文化共同体这样一种生产生活样态决定了公共权力的配置也是以家庭、村落和国家为中心的。无论是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还是实现国家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又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都是一个个饱含集体主义价值取向的目标。

二、集体本位的宪法目标 文化土壤是一种既定前提。被定位为过渡时期宪法的五四宪法，其宪法目标为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一化三改）。这样的权力配置，从国家权力的横向配置来看，国家职能机构由国家权力机关产生，对它负责，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都要服从权力机关，权力集中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直至2004年修宪，人权概念才进入中国宪法。它体现的是共同体先于个人、共同体的善是最高的善、个人价值的实现必须与共同体善的实现结合起来的理论预设。本文聚焦于中国宪法在价值取向的独特性。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个人既无经济上的独立，也无政治上的自由。中国宪法上的权利主体并不是一切人，而是要求是某一政治共同体的成员，只有拥有政治共同体成员资格的人才能成为中国宪法上的权利主体。

第二，公共的善优先于权利，个人权利的来源及实现都要从属于公共的善。在这一问题上，已有学者觉察到中国宪法文化与西方宪法文化在价值观上的差异，但目前为止，人们并未普遍而深刻地意识到这个问题，理论上也缺乏对中国宪法集体主义品格的系统论证。

所以，奠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基础之上的中国宪法必定继承了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价值倾向，从而区别于以自由主义为文化土壤的西方宪法。[28]464尽管美国等国家的宪法中同样有出于公用或者公共利益对私人财产予以征收或者征用的条款，但一般都要求政府以合理的补偿并经过正当法律程序进行的。

（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拥有修改宪法、制定法律、最高决议权、最高监督权和任命等权力。此外，农业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个人对集体的依附关系。一般人都对人权持历史主义的和现实主义的态度，赞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的论断。因而，如何立足于中国宪法文化解读中国宪法文本，从而形成关于中国宪法的科学认知，是当前中国宪法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第三，在集体主义原则下，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要保障个人利益，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中国宪法对民主集中制的规定较为简练，仅在第3条的后3款对国家权力的横向配置和纵向配置作出原则性的规定。

个人的价值并不是去实现国家的强大，个人权利才是国家的最终目的。从国家权力的纵向配置来看，地方国家机构的职权要遵循中央的统一领导，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由宪法和法律规定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拥有修改宪法、制定法律和修改法律的权力，因此地方国家机构必须服从中央的命令。

集体主义价值取向下的宪法在组织共同体处理个体与共同体关系的过程中，强调个体与共同体的利益一致性，侧重共同体的价值优先性，要求个体价值追求服务共同体的整体目标，并在个体与共同体冲突时要求个体服从集体价值原则。七八宪法将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

二是表明宪法上列举的权利，是基于公民身份而具有的，并不适用于所有人。中国宪法要建立自己独立自主的理论体系，同样需要从实然层面认识中国宪法。依据中国宪法对权力的安排，国家权力集中与中央政府，中央政府的权力又掌握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手中。在论文的结构上，本文的第一部分将从现行宪法的文化土壤中提炼出当下中国宪法文化的集体主义特性，第二、三、四部分则从现行宪法的文本内部——特别是宪法目标、权利观念和权力结构这三个维度，把握中国宪法的集体主义品格。

如学者指出：两个国际盟约都规定了集体人权，而《世界人权宣言》所涉及的均为个人人权。尽管从形式上看中国宪法与西方宪法并无多大差别，但是从实质内容上，中国宪法与西方宪法的差别是巨大的。

这种家国同构的组织结构强调家国至上，要求个体的绝对服从。中国宪法避用人权一是表明个人权利是宪法赋予的，在法律上可依制宪者意志而变更。

马克思关于集体的阐述成为后来的集体主义的思想渊源。在集体主义品格之下，如何充分保障个人权益将是宪法实施过程中值得重点关注的问题。